日期：1959-7-22 作者：姚方宇
姚方宇我想给你反映几个问题，并愿谈谈我的看法和主张。
一、大搞钢铁问题。成绩很大意义深长，众所周知，不可辩驳。但存在的问题也须正视。在时间和劳力安排上不够恰当，影响了秋收。在粮食方面丰产没有丰收，也没管好，严重的丢、烂、糟、吃是目前粮食紧张的根本原因。当时，群众和很多干部搞不通，有意见，但钢铁纪律很严也不敢说什么，有些领导同志则认为“为了大搞钢铁，扔点也没关系”，因此秋没有收好损失很大，群众不满，影响很不好。我认为大搞钢铁能早开始一个月，在正秋收时停10天或小搞，全力以赴或大部力量转上秋收，收好秋再搞钢铁，二者什么也不误，全能搞好，群众也很满意。我们应接受这个经验教训，今后在一般情况下无论误了什么事也不要误了收秋。主席说的很对“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”。
大搞钢铁，运动很大，来势很猛，山水不敌。任务大，完不成，先是动员群众卖废铁，废铁卖完了还不行，就逼着群众砸锅卖铁！并挨门逐户动员收查，铁锅、铁盆、铁壶、炉条、火柱等须统统卖掉（一户只留一副炉条，一根火柱）。虽然实际并无收净。更严重的是，有的地方实行了农具排队，好的留、坏的卖，一人（劳力）一件，多者卖掉，毁坏了不少机械和农具。群众极不满意，一些硬头皮的老农反问道：“今后你们还种地不种啦？”干部回答是“种地用机器”。还有个别地方个别干部，借收铁机会，搞铁又搞粮，搞出来，大吃二喝，与这些问题相应的打人、骂人、捆人、捕人，各种体罚责备，简直是多不胜举，这些全是群众最反对、影响最不好的。
我是个刚出校门的青年学生，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运动，一踏上工作岗位就投入这样的运动，真是不能适应，只好抱了消极态度。当时我觉得我们那样做，是在破坏党群关系、破坏党的事业，破坏生产、破坏社会主义建设。因此，我越积极也就破坏性越大。但因没锻炼，没经验，没把握，又不敢说什么，怕妨碍运动、怕危害自己、但又确实搞不通，很痛心，我曾在自己的日记本里写道：“……难道这是我们党的政策吗？……”
这些问题，虽不是全国性的、普遍性的，但却是严重的，我们必须正视的。很可惜，至今很多人还不敢或者不愿正视这些缺点和错误，也有一些人则完全否定了大搞钢铁的成绩，我觉得有必要在全党全团和全体干部中，很好总结大搞钢铁之成绩、经验、缺点、错误及其教训，用以指导我们今后的工作。
二、总结、吸收办高级社的经验问题。我们从搞互助组到办高级社有多年的历史，创造和积累了很多成功的经验，我们应该认真总结吸收。大办公社以后，不少同志错误的认为，凡是旧的东西都该一脚踢开，代之新的一套，可惜没本事把旧的太阳换成新月亮，否则也要换上试试看。而且会说：“月亮就比太阳强！”因为月亮是新的，太阳是旧的。
当然，我们应该大力创造新的，但是成功的旧的东西我们应该很好的总结吸收，只有在很好总结吸收旧的东西的基础上，才能创造出成功的新的东西来。我认为在高级社时实行的三定政策、包工包产、定额管理、按劳分配的部分，执行按劳动日平均分配、自留地、奖励开小片荒地、谁种谁收等等，这些全是成功而宝贵的经验。这些经验不仅在高级社有其积极作用，就是在公社化的今天和整个社会主义过程中，仍然有它的积极作用。
包工包产，定额管理，不仅在社会主义需要，就是到了共产主义也需要。到了共产主义也要有先进与落后、好与坏的区别，要衡量之，必须有标准尺度。同时，一个人，一个集体，要没有个奋斗目标是不行的。生产愈发展、计划性愈强，要不实行相应的包工包产和定额管理，就很难保证计划的全面实现。为了衡量先进与落后，为使集体和个人有个奋斗目标，为保证计划的全面实现，包工包产和定额管理，到了共产主义也必须存在。
三、自留地问题。把自留地当成私有生产资料看是不对的。自留地是公有私用的生产资料。自留地按比例按人口平均分配，人人都有谁也不多谁也不少，用者只有使用的权力而没有出租、转卖、转借和继承的权力，所以说自留地的本质是公有性质，它的作用与生活资料相同，它不可能成为人剥削人和穷富悬殊的因素。根据人民生活需要和社会生产的需要，自留地不仅在社会主义需要存在，就是到了共产主义也可能存在，且有存在的必要。我们可以预料，到了共产主义，社会生产力有了极大的提高，物质条件极大丰富了、能在最大限度内满足每个社会成员的需要，但不能无限度的满足，不可能谁要什么就给什么。因各人的要求不同，集体供给又不可能完全满足，留点自留地可以种点不同蔬菜、瓜果、花卉之类，养些鸡鸭兔之类等，来弥补集体供给某些不足问题。
四、关于检查、评比检查、现场会议及其他。检查、评比检查、参观、现场会议等，确是推动工作，交流和推广经验的好办法，但是次数太多了、规模太大了、即发展和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时，不仅没有好处，反而要起反面作用。现在就是这样。比如检查和评比检查来说吧，小队间7至10天一次，村队间10天半月一次，管区间半月到一月一次，公社间一月或一月多一点一次，地委、省委也要组织检查，不但次数多，而且项目也多，又是生产评比检查，又是除四害讲卫生评比检查，还有整社、蔬菜、畜牧、文教、政法等数不清的检查和评比检查，次数多、项目多，规模也很大。检查团走到哪里都要找支书、大队长介绍基本情况，又要找支书、队长领路、还要吸收小队长和群众参加，好歹一集中，就是十几个、二十来个人、甚至更多一些。一大群人要干活又是好样的劳力。山街上转到地里、再由地里转到办公室、连转代谈一弄一天。这样多的检查团弄得社队，特别是村队干部光研究贯彻上级评比信号，拟定本村评比条件，迎接和招待上级评比检查团，参加和本单位有关的检查团，搞本单位内的评比检查等，就很够忙了，不要说再搞别的工作了。群众们的反映是“三天评比，两天检查，光说生产工作赶不到前去，一群一群的闲人，在家哪个不顶个强劳力呢？”从前，干部群众迎接检查团劲头很大，现在不大了，检查疲塌了。检查团的刺激作用失效了，2·4——D萘乙酸用量适当了，能刺激植物生长，用量不适当，太多了，就要抑制植物生长。检查、评比检查、参观和现场会和2·4—D萘乙酸一样，是种刺激素，用量适当效果很好，用量不当，效果相反。
在平常的评比检查工作方法上，也很值得研究。不少的三类村实际生产搞的不坏，秋后产量不低，社员分红不少。我走过两个三类村，58年终评产一个扛了丰产元帅旗，一个棉花单产全社第一，他们都是全年三类村。在检查工作方面，确实存有不深入不具体，不客观不实际，重形式轻内容的毛病。因此也助长了农村工作中的浮夸作风，差不多好点的村队检查团一来就要加班鏖战，过去则了事。有的村队为了应付检查团晚上加班锄麦苗，间棉苗（且在刚下过雨之后），但检查团一看就表扬某村某人干劲冲天，并要当条宝贵经验马上推广，至于效果如何他们却不管。
我认为，全国和全省性的评比检查，一年搞1至2次，专区和县一季搞1次，公社、管理区一季1次或次数少多点，村队一月搞1次，也就不少了，次数太多了没有好处。各级和各项检查、评比，能够结合起来进行最好结合起来进行，节省时间又节省人力。在检查方法上，应该重内容少讲形式，比如农业生产，平常就查庄稼长的好坏，秋后就看产量高低，这些要放到最主要的地位，因为各县、各社、各村以至各小队的自然条件、物质条件，人力等不同，农活重点也不完全相同，所以在评比检查内容上，也不易强求一致，尤其是公社以上的评比检查、农业生产方面的内容，强求一致是没有好处的。
五、难捉摸的变革和空头支票有害无利。一年来，我们的政策，各种规章制度，劳动组织劳动管理等方面的变革，真是难以捉摸，有的群众讲道：“春天是政策（认真贯彻执行），夏天是原则（原则上不变），秋天是需要（实际需要变）”。群众这样讲不是没有根据的。去年春天是认真贯彻执行政策，社员有自留地、开荒自由，谁种谁收，又不扣吃粮指标，到了夏天基本没变，到了秋天则统统没收。这样做行不通，不利于生产。今春又是认真贯彻执行政策，归还社员自留地和小片荒地，还是谁种谁收。这样变了变不仅打击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，而且降低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，事与愿违，很不合算。农村的生产队和基本核算单位，大变小，小变大，分开了合，合了分开，耕作区今年一变，明年一换，甚至一春好几变，严重的打击了先进生产队，助长了落后。现在的土地普遍存在着边不修，堰不整，塌倒哪儿种到哪儿的现象。队长、社员们讲道：“好赖地种一年吧，明年还不知道谁种呢”，倒来倒去纯害无利。
去年大办全民食堂，哪村哪队不办便是落后保守，就得受批评，找原因，作检讨，必须办。说全是多数群众要求，倒很值得研究。现在调整了供给制，真正贯彻了自愿原则多数人回家吃饭了。一合一散没有益处。成立起食堂要大庆大贺改善生活，解散食堂要散伙，有的借机大吃二喝，不但集体浪费，更严重的是私人浪费。山区的老百姓生活很节俭，过去粮食都有点节余，成立了食堂思想不安不摸底，又经常挖潜力动员卖余粮，不少人食堂饭也吃了，家里余粮也没有省下。我有一个亲戚是共产党员，模范干部，不到一年的时间，除吃了食堂饭，家里粮食除卖了，还吃了200多斤。他说，人们都认为穷了有法过，富了没法过。因为过去谁节约谁就有余粮，谁有余粮谁就要惹很多麻烦，三天动员卖余粮，两天动员节约粮，又是干部说，又是亲友劝，反正自己不能吃。群众产生这种思想，跟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是有密切关系的。去年冬天有的食堂用量很有计划，正象毛主席说的，闲时吃稀，忙时吃干，节约了粮食待春忙时吃好点。可是今春粮食紧张了，就不按政策办事了，人家节约下的粮食，有的动员卖了，有的顶了供应指标。群众不同意，埋怨干部，干部们好心落不是，也生气地说：“今后可不节约啦！”这样的变打击了群众的节约积极因素，助长了浪费的消极性。
去年大搞钢铁时，一切为钢铁让路，扔点粮食也没有关系，等粮食丢在地上马上又变了，粮食是宝中之宝，扔粮食是犯罪行为，必须组织全党全民往回拣粮，直至今春2、3月还搞精收，误工没数损失极大，群众们反应是：“反正你们有理！”这样的事例很多不必多说了。下面再说下空头支票。
空头支票，就是说了办不到。去年秋季大搞深翻种麦时，连夜鏖战，为给群众鼓劲就向群众讲道：“好好干吧，小麦丰收了谁不吃白面，还得作思想检讨。”这些同志把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看得太容易了。春天粮食紧张了说是外边有的是粮食，就是一时运不来，并且说全年每人平均400斤指标不变，大搞节约运动就是为了保证400斤指标。又说打下麦子就好了，结果呢？麦子打了，每人每天平均1斤粮食1两也不加，每人3斤棉刚卖给社员，但因任务完不成马上又动员社员往出卖，又派这个工作组那个干部大搞收购，半月20天的挨门收，群众说：“干脆不给好不好，刚卖给又叫卖。”
难捉摸的变革，空头支票，说了不算的事例很多，这些当然不是我们有意做出的，而是工作中的缺点造成的，不管什么原因，反正没好处。好事千件不厌，坏事只用一件。我们工作中这些缺点，我们必须提起注意，坚决克服。因为它不仅在经济上造成损失，而且更重要的是给党造成了严重的政治损失，它对党群关系，干群关系，党的事业，党的威信起着严重的破坏作用，这是我们必须提起注意的。
六、关于说真话，办实事问题。办虚事，说假话，是种脏风，是种邪气，虽非主流，但害处极大。不怕扑门大风，就怕钻窗脏风，因为它最能害人。一些人为了得到领导赞许，求得荣誉地位，不惜伤国害民，不惜破坏党群关系，不惜破坏党的事业，对党对人民不是老老实实讲真话，而是虚虚假假说假话。他们对上是吹牛说大话虚报成绩说假话，对下是许愿说假话，硬逼别人也说假话。为求得假话阵线的统一，谁不同意这条阵线，谁就得挨批评作反省。我真恨他们说假话，特别是压着别人说假话。我认为，对党对人民说假话，是严重的犯罪行为，假如我要是个法官，我就要判他们重罪，假如我要是税务局局长，我就要派他们重税或查他们漏税。
凡说假话的人，一般技术很高，算盘很清，若不对实不易查出，比如汇报什么假数字，不会没另没整的报个整千整万，而后面总要加上个尾巴，免得领导怀疑。整社期间，汇报工作，我说过一次假话，但说得很不成功，单项数字之和，比总数大了很多，不过事先我声明过，问的数字中很多我不知道，对方要我估计，开头不敢估，后来敢估了，一估就出圈了。
根据现在的客观条件，我们尽最大的努力，基耕深度不要说1尺到1尺半以上，多数能深到8寸也就很不简单了。去年的深翻种麦地一般说耕的不错，但多数在1尺以上那是假话，多数6至8寸，6寸以下和1尺以上都是少数。今春的棉、粮、薯地说深翻到1至1.5尺，那更是假的。不管畜耕还是机耕，6寸以上能犁到就算是好样的。拿施肥来说，一般地区好赖地平均，不要说每亩施底肥2万斤、3万斤、5万斤的，平均每亩好点的肥料能施到5000斤，也就很不简单了。可惜的是，很多地连1000斤甚至100斤肥料也没有。可以计算一下，每人平均2至3亩地的地方，每亩施肥2万斤，不用说积肥运肥的功夫，单从地头往地里倒需要多长时间。
自学习贯彻主席6条意见以来，说假话的空气被压住了些，但并没有除断根，现在仍严重存在。今年麦收按条件讲大同公社的单产该超过城关公社，但实际确没超过，有的村也确有瞒产私分现象，通过区、社核产工作组深入各村，搞了9天，核实结果还是赶不上城关，最后没法了公社党委就招了队长以上党员会议（区核产工作组多数参加）根据各村的不同情况按种麦亩数“硬加虚数”，往起提单产数字。硬加的虚数怎么办？各村队按种麦亩数或按人口分担任务。到村队则按人口平均扣群众吃粮指标，来弥补上报之“虚数”。如永星大队（联村队），每人平均扣7斤12两指标，来分担硬给的虚数。
这种做法是种伤国害民的犯罪行为，是打击先进村，打击老实人，不是在杜绝瞒产私分，而是在促进瞒产私分。不少的支书、队长、会计以及区、社干部搞不通，但搞不通就得作检讨，受批评！真是要把好人冤死！
这种作法，有的村胆大向群众公开宣布了，有的村不敢跟群众见面，准备偷扣（延迟供应）。远在公社开会之前，支部书记杨林成就对我说：“就怕最后没法硬扣群众吃粮指标！”我说：“实事求是，打多少报多少，产量实在提不高也不能那样做。”“不能那样做，去年扣群众指标不是咱来？”原来他们硬加虚数扣群众指标不是一次了。群众和村干部们反映是：“撑死大胆的，饿死胆小的。”“谁老实，谁吃亏。”“现在打一天不说假话都不能过了。”
与说假话相应的就是浮夸、不实在。在农村工作中确实存在只顾门前，不管后院，只顾中心重点，不顾各点相关全面，只重好地，不重赖地，只重水地，不重旱地，只重平地，不重山地，偏重形式不重内容，只图面美，不图实在适用等毛病。很多村庄订了很多报纸，堆在队部，锁在柜里不往下发，也没人看；村上挂着很多红专大学、党校、团校的大牌，里面却常年无人上课学习，实际也没有时间学习。有的村为装门面、写标语、搭牌坊、跃进门、画漫画，制这个牌写那个牌，往地插牌等等，一年误工没数，花钱也很多。有的为了迎接检查团，便分任务写大字报，并提出鏖战一昼夜写出2万张的口号 。单用纸墨笔一项开支，一年要花几千元，不少村检查团一来（事先有通知叫做好准备），便加班鏖战，灯笼火把，热火朝天，检查团一走便是天安门前的马路“既平又长”。有的领导同志这样向群众讲：“别的不说，马路边必须种好！”“检查团来了必须加班。”拿植树造林来说，很多社、村一汇报就是种了几千亩，几十万棵，但栽上不管，死活听便，结果是年年植树造林，树木有减无增。大搞水利，打水窖，一打几十眼数量不少，确实不假，但能蓄水的十难抽一。这些东西虽然听起来好听，看起来好看，实际是得不偿失的，不仅在经济上浪费，而且助长了浮夸风气，有何益处呢？
说假话，办虚事，是资产阶级的本色，它与无产阶级的讲真话，办实事，踏踏实实，忠心耿耿，为人民办事的作风是水火不相容的。我认为这股歪风邪气必须整，而且应该自上而下的彻底整掉。原则它不仅要坏干部，坏群众的本身，而且要坏党群关系，坏党的事业。
七、关于社、队干部参加劳动问题。中央关于公社、管理区、村队各级干部参加劳动的规定，并没有认真贯彻执行，要不相应的改变我们的工作方法，也确实没有法认真贯彻执行。因为这些干部光应付评比检查和各种检查团，参加现场会、参观会、评比总结会、布置工作会，到管区开会，到县开会，到专区开会还要到省开会，这个会那个会，还有很多记不住名的会，又是三天汇报两天总结等等。就这些会和事务工作，就把他们的时间挤满了，甚至连他们的睡觉时间也都给挤掉了，哪里还有时间和社员一块参加劳动呢？连做具体工作的时间都很少了。
我认为，要想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规定，必须先改变我们的工作方法和某些规章制度，使干部从繁忙的会议和繁重的事务工作中解放出来，否则光说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规定，不过是说说而已。
八、关于国家干部数量和质量问题。公社前下放回不少干部，公社后又抽调上好多，有的地方干部不仅没比以前减少，反而比以前增多。要改进一下工作方法，改变一些规章制度，做到合理使用人才，权限义务分明，而又协作一致，我们的机构和人员还可大量精简，精减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干部也不会影响正常工作，精简下的干部全部转入工农业生产，去当工人、当社员或担任其基层领导职务，国家需要时可从中提拔优秀分子。若临时需要也可临时抽调。放下去，提上来，才能保证干部质量的提高。放下去是空桶，桶入水中，再提上来就满了。尤其是象我们这样的学生出身，没经过生产锻炼的青年干部，应该放下去深入知识的海洋，灌个满桶上来。一句话，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干部路线就对了。
若要大量下放干部，一些权力、义务也应相应的下放。比如农业战线上的农情调查，病虫情报，搞什么重点试验等等。随着技术干部的下放和农民技术水平的提高，我们满可以委托基层去搞，用不着国家派技术干部专门去搞了。只有这样新的科学技术才能迅速的在农村中扎根生长。
机构太复杂和国家干部太多了，没有好处，国家负担重，群众不满意，对干部本身也没有好处。比如一个600至700户的重点村庄，住上1至2个包村干部，又住几个搞各种典型试验的技术干部，还要住上个棉花（管验棉送棉）干部，又是临时的这个工作组，那个工作组，这个检查团，那个检查团，平均经常有7、8个国家干部住着，给村上增加麻烦很多，干部群众都不欢迎。我认为一个村住上一个包村干部，应当把全面工作包起来，实在不能包的技术工作当然例外，实在用不着住那么多的干部。
九、关于“对台戏”和少数人意见问题。我所说的对台戏，是同唱社会主义内容，但在腔调上和艺术表演可以各有不同。比如有高调，有低调，有平调，或者还有其他多种调，同时对起来唱就是对台戏啦，谁好谁坏谁是谁非，可以互相争辩评论。便重要的评论者还是广大的观众。你说你唱的好可是群众不看你的戏，那么这种好就值得研究了。唱对台戏即对一个问题发表不同意见，有助于矛盾的暴露，有助于矛盾的解决，即有助于意见行动的统一。表面矛盾并不可怕，潜在矛盾才是真正危险的。可是在实际工作中，很多人并不这样认为，他们怕对台戏即怕反面意见，怕暴露矛盾。为什么？怕反面意见引起群众的共鸣，会影响意见行动的统一，怕影响任务的完成，怕影响运动的发展……
党的政策，领导意见，交给群众讨论，就是要大家发表不同的意见以听取各方面的反应，那么就是要求每个人都发表自己的真实思想真实意见。但是有些人，往往不是这样，他们只是按着领导意图发言，却不谈自己的真实思想，按领导意图发言当然很对，但不是真心话那就不对了。
一些敢讲真心话的人，对党的政策或领导意见，提出了不同的见解，即反面意见，他们马上就起来反驳。他们的态度不是与人为善，以理服人，而是言语伤人，糊人家口。因此，少数人的反面意见，即使正确，往往也受不到尊重，有的只是打击、压制。
年初，我参加了整社工作。在讨论劳动组织和劳动报酬的时候，区委提出两种方案。一是定额加奖制、按级领工资；一是打破级别限制，按劳动日领工资。头一种方法是区委批准大力推行的，第二种是决定重点试行的。在讨论中我认为第二种方法比第一种好，因为是多数群众满意，又容易接受，多数基层干部满意又容易掌握执行，也符合中央提出的半工资半供给制原则要求，但许多人却不坚持自己的真实意见，只是随流而去，少数人坚持提出自己意见，却惹来很多麻烦。有的人批判道：“执行这种方法基本上否定了工资制，不符合中央要求。”不符合中央要求也不符合领导意图，谁还敢坚持呢？况且，明知坚持也行不通。会后，我们小组几个同志互相谈论。我还坚持我的意见，有的人批判道：“按劳动日计酬，是计件工资形式，计件工资嘛在全国是受批判的东西，今天你要拿出来在农村中实行，是原则性错误的。”可是没过几天市委五级干部会议上，决定了实行按劳动日计工资的方法，他们的意见也就由正面转到反面来了。
当时，全国实行半供给制的原则，我觉得根据实际情况是有问题的，因为不少地方除供给部分外，按劳分配部分则很少很少了，所以应该调整，否则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。可是我这样一提，就有人反驳道：“难道中央的规定还能错吗？”我说：“不管谁规定根据实际情况是有问题的。”他们就又反问道：“你说中央规定就不是实际情况吗？”真不知为什么他们如此的武断。
这样的事例太多了，我不想再多举了。
除了怕唱对台戏，不少人也不敢唱对台戏，他们有三怕：一怕戴右倾落后保守帽，二怕摘掉乌纱帽，三更怕戴右派帽。
敬爱的党中央和毛主席，现在的农村工作有很多问题，不仅是我一人实在搞不通，也实在不能适应，一些老干部同志对我们讲道：农村工作就不能那样认真，闭上一个眼睛，睁开一个眼睛才行。我觉得两只眼睛好好的经常要闭上一只实在不得劲，您说到底应该怎样对待农村工作呢？是不是就不能太认真呢？是不是闭上一只眼睛才行呢？对党对人民讲假话是不是犯罪行为呢？面临着这些实际问题，我实在没法应付，思想搞不通，有时使我很生气，以至消极苦恼。
我提出的问题中，有些是原则性的东西，但是我就这样认为，热切的希望得到你的批评指教，帮助我正确认识和正确对待这些问题。
敬爱的党中央和毛主席：请莫怪我如此荒唐，敢对着您发表谬见。但是，我觉得作为党的助手，作为一个共青团员，有责任向您反映这些问题，并谈出自己的真实意见，以求得问题的解决和对自己的批评指教。
敬爱的党中央和毛主席：这封信一直写了几个月，写过很多次，开过很多头，最后鼓了极大的勇气，才算好赖写成了。由于工作没经验，没经过实际锻炼，知识浅薄，里面免不了有文理不通、词不达意的地方。若有不清的地方，只要您需要，我可再作解释说明。
这些问题，愿您设法调查研究，并作出解决的办法，但不愿把信转回来或转给本单位领导。热切希望批评指教。
祝您健康
河北省邯郸市武安矿区农林局姚方宇1959年7月22日
来源：《武安县志》（北京：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，1990）611-616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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